欧宁（设计师/撰稿人/文化活动组织者）
「所有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他们的成功都是在于他们身上带有中国的label，没有一个真正地能够超越中国身份的这样一个成功的真正有国际化地位的艺术大师」：欧宁（设计师/撰稿人/文化活动组织者）
撰文/採訪：溫子
攝影：黄大智（Ricky Wong）
现在，在北京，如果信步在偶然经过的画廊里留下一张名片，每个星期就至少会有几家画廊发来邀请参加展览会的邮件。即便我只当时不过是打发时间，对方也毫不在意。
以前我在破旧住宅塔楼里住的时候的艺术家邻居如今已经坐上了大4WD到处跑来跑去。听说另一位以前的邻居在郊外盖起了漂亮的工作室。仅仅在5年前，艺术家们在借用废旧工厂，和房东——工厂的经营者一边争吵一边开始艺术活动而成为的七九八厂，已经得到了北京市政府的认可，成为了“大山子艺术区”，周末变得人潮混杂。不论什么都开始以“艺术”为中心，开始了高昂的、巨大的膨胀。
在这片喧嚣之中，我希望能够听到理性的声音。到底是为什么而发生了什么事情？热潮之中的艺术界现在真的是热到中心了吗？现代美术真的开始被国人理解了吗？这是不是已经开始成为新文化的热潮？还是只是“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耗子的就是好猫”？
寻找讲述典故的人遇到了困难。一旦提起话题就吐沫横飞大谈“艺术的未来”的人、罗列自己过去的业绩的人、提携关系好的艺术家的人。不对，我要的并不是这样。在被热潮包围的中国艺术界之中，难道没有人对现在发生的事情冷静旁观吗？
出生于1969年的欧宁，不仅在重视美术大学毕业的科班背景的艺术界来看，而在文化界来看也拥有与众不同的背景。他生于广东省的农村，父亲是裁缝师，母亲是农民。因为成绩优秀，他被保送上了初中、高中和镇上的学校，89年夏天，他进入了为*安*事件死亡者的手制追悼纪念碑还残留着的深圳大学。
92年，已经离职的原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邓小平视察了深圳，其后发表了被称为对经济发展提出“GO！”指令的“南巡讲话”。中国从此进入了狂热的经济推进时代。欧宁就在深圳作为国内摇滚音乐活动搞手和乐评人开始崭露头角。
99年，他企划并出版了以采访形式汇聚在一起的反映当时经济发展中与国外同步的年轻一代音乐的《北京新声》，成为了爆炸性的话题。在这本书中，第一次负责美术设计的欧宁在一瞬间就飞越了深圳、广东省、华南这一地区界限、文化界限，受到了追求新风格的全中国年轻人的瞩目。《北京新声》作为在视觉上和内容上都出色归集了经济成长初期出现的中国摇滚X世代的书，至今还在继续传承着。
以这本书的成功为基础，欧宁拓展了活跃的世界。从深圳到广东省省会广州、然后是首都北京。从美术设计师成为海外艺术电影集团的主办人，如今利用急速成长的城市和人们的生活空间，组织了多面艺术展。
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人们倾注于先锋诗歌，90年代随着经济发展人们倾注于摇滚，到了21世纪，开始重新审视城市和文化关系的欧宁又是如何看待作为现代文化的当今艺术界的呢？
〈专访〉
欧：89年之后中国社会就开始转型，以前还是一个一种政治性的社会变成一个消费性的社会。以前写诗的那些精英分子突然从很受尊重的一个身份，到了89年之后大家看不起写诗的人，他们没办法适应新的社会结构。我当时觉得诗歌在这样的时代里边好像它的力量已经不行了，所以，我需要寻找一种新的媒体来释放我的能量，到93年，我就介入音乐圈了。
——又再开始做组织人了。
欧：对，我大学毕业94年，那时候深圳刚刚开始有酒吧。我觉得从酒吧那边拿到资源，然后我们可以做演出，同时出杂志。出地下杂志这样的习惯，一直我保留……因为中国的先锋诗歌一直是用一种跟官方不一样的渠道来推广发行的。另外，80年代对我的影响就是那种对结社的爱好。我后来经常搞音乐团、搞电影团体，都是我的一个80年代的一种后遗症吧（笑）。
——你跟艺术家有关系就是由设计开始吗？
欧：开始就主要是一种设计的关系，他们出画册找我设计，侯瀚如做展览，他要我给他做展览画册的设计。
后来，侯瀚如2002年在策划广州双年展的时候，他对亚洲地区出现的alternative space开始关注起来了，在韩国和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都有那种非营利的艺术机构。但是在中国大陆呢，他找不到这样类似的。当时，我做起的《缘影会》，发展得很快，在我们这填表登记的有800多个人。最忙的时候，我在深圳、广州两个城市有四个固定的放映地点，有时候那个片子就要轮流转（笑）。而他觉得《缘影会》有一点接近这个alternative space，所以就邀请我们参加这个展览。
然后，到了2003年，他策划威尼斯双年展的《紧急地带》，再次邀请《缘影会》。这时候我已经看了太多的电影，想动手去搞一部（笑），说：“我想拍广州的一个城中村”。
——是纪录片《三元里》？
欧：在鸦片战争时期呢，那里的村民自发抗议跟英国人打仗，打胜仗了。所以，那个村被写进中国的小学课本里面，都被共产党包装成为一个反殖民地反帝国主义的一个爱国主义基地。
——广州市政府为什么还留着这个曾经有过犯罪基地纪录的三元里？
欧：那边的人对产权的意识很强，而说“要你给我很多钱安置我将来的生活，我才愿意。”因为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是在广东策动的，他的民权思想对这个地方影响很大。还有一个原因，广州这个地方在19世纪末就开始有国际贸易，其实，民主的基础是商业，民主的思想就会成熟。然后70年代末就广州最早对外开放了，最早就开始搞活经济了。所以，广东的农民这种权利意识成长得比较早，为什么广东这几年出现那种村民抗争，其实因为当地民众的权利意识比较成熟。
——但是，解放前一说商业中心就指上海么。为什么解放后共产党放了很多力量就压住上海，没有只压住广东？
欧：因为在毛泽东的策略里，他可能觉得上海那边是比较活跃。在加上，它是蒋介石的老根据地，资本主义的那套东西是在上海最根深蒂固的。所以本来上海是个最有可能成长出市民民主这样的地方，但是实际上，共产党已经全部把那种根啊全部拔起来，已经不可能了。
——中国美术方面，2000年前后，当代美术书籍介绍的都是90年代头六四以后出现的“政治波普”，但是实际上你在国内根本看不到那些作品。就是这两三年吧，他们的作品又回到国内了。这个短短几年之间，发生什么事呢？
欧：其实，中国目前那种当代艺术发展到现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受到西方的影响。西方的社会它发展到80年代后期之后，他们西方的文化体系已经死气重重，就让他需要去寻找一些别国的文化来冲击他们欧洲的已经非常沉闷的一种文化氛围。美国也一样，因为美国经历了60年代的抗议种族主义的运动之后，你是个知识分子，你的言论不是一个多元主义者，你表示是一个政治上不正确的人。所以，在这样大的氛围之下，导致亚洲艺术的流行，先是日本先热了一阵子，然后到中国。然后再加上中国的经济上的增长也吸引了很多西方的关注。所以，国际展如果没有中国、没有非洲、没有这种第三世界的国家，不能算是国际展。在这种潮流之下呢，展览越来越多，媒体报道越来越多，然后西方收藏家开始介入，就开始大量的钱投入。
——90年代已经开始？
欧：已经开始了。但是，那个量是慢慢慢慢地累积……当最关键的热烧到中国国内，就是因为拍卖，就是苏富比去年在纽约把张晓刚的画拍卖98万美金的那一次，是第一次国内开始报道这件事情。然后媒体炒作，大家都觉得这个东西都是有利可图的。
——《亚洲周刊》的报道说：“去年06年5月份在北京，一个月之间多了51家画廊”。后来，张晓刚的画，半年之后又破了记录了。
欧：这是一个转折点么。其实，拍卖这个东西在整个艺术的生产链条里边它是最末端的。我的意思就说，当收藏家他不想再拥有这个作品的时候，它才会把这个东西拿到拍卖行去拍卖。比如说刘小东，刘小东的那个《三峡新移民》那张画，他最早卖给印尼人，然后那个印尼人想出手了，他才送到去拍卖。拍卖两千多万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但，我身边有些艺术家为了拍卖特别着急地画画儿。
欧：那些热心拍卖的艺术家不是艺术家了，他们在想通过拍卖来炒作自己的产品来提高自己的价位，这些已经是跟商人一样的。现在很多艺术家跟拍卖行勾结在一块炒作，甚至找一些收藏家去做“托”来炒作。
很可怕。拍卖已经是一个金融概念，它不是艺术概念。所以，现在越来越多谈论这个东西的文章出现在报纸的金融版、财经版。我对这种东西是没有兴趣。
我知道这种东西对中国的艺术的损害是非常严重的。因为一个国家她艺术方面够强大的话，应该有足够多的学术机构，有好的出版系统，定期对这个艺术的创作进行整理，进行学术的研究，然后呢，还要建立一种比较长远的教育制度，可以让新的艺术家不断地从学院里面走出来。这些中国现在都是空白。
——中国本来不是已经有了艺术评论的系统了吧？
欧：那个系统已经被市场击垮了。比如说，这个画家他要出本书，或者我要做个画展，现在艺术家有钱，他付钱给你这个批评家。你拿了钱的批评家写出来的文章，还有什么客观性可言？中国的批评就现在沦落到这样一个地步。
还有一个，中国当代艺术生态里面缺什么？档案！没有人做档案整理。每个月中国的展览很多很多，艺术家也很多，艺术的各种现象、展览、活动特别多！但是，没有人做这种工作把这些东西给它分类、整理，以备将来的人研究的时候可用。如果这个工作现在不做啊，十年后你再回来想研究这个时候的这种艺术的情况，你就没有资料，找不到资料，还有就算找到的话也是乱。所以，现在就是市场上，就中国现在的情况就是市场过热、学术根基太薄了。现在是，大家都忙着不断摧艺术家交作品。
——学术跟不上现实了。
欧：还有，现在几乎目前中国还没有出现真正的有份量的作品。我指的是，所有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他们的成功都是在于他们身上带有中国的label，没有一个真正地能够超越中国身份的这样一个成功的真正有国际化地位的艺术大师。所有西方人对中国当代艺术的热情都是因为你是中国艺术家，所有的展览都是以中国作为一个焦点。这个说明就说今天的所谓成功，只是可能跟中国的经济增长有关系，跟艺术家本身的创作关系不大。
——今年7月份的北京的《大声展》上，你设计了一个题目；“设计创作概念上的国族身份”，而请了很多国家的设计师讲出他们的感受的时候，其中一个英国的设计师说：“我从来没有在设计的时候考虑过自己的国族身份！”。这个说明这个提问就是很中国。
欧：我设计这个问题，其实是，中国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无法避开。特别是在像这么关键的时候，整个国家国力在上升，重新通过奥运会、世博会来重新寻找一种国家身份认同这样的时候，对中国人来是它是个很大的话题，也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中国现在处于一种对国族身份的强烈的渴望之中。这个阶段终将过去，到了世博会之后，中国不会再谈论自己国家的身份的问题了。当她的大国的地位确定之后，这种身份变成一个固定的东西了，到时候她整个国家会换一种说话的口吻。
——比如呢？
欧：她在对其他国家的思路上发生产生影响力。美国都要听中国的意见啊，比如说缅甸这种事情，她希望中国对缅甸施加影响。
——到时候，美术界的变化跟现在比较，有什么具体不一样？
欧：现在的中国符号就是对西方中心主义来讲是一个他者的符号。到了中国的大国身份确定之后，中国的东西已经变成了一个到处可见的东西，它已经不是他者了，它已经变成了世界格局里边的很重要的部分了。那时候就是真正考验艺术家了，当你已经不能再用中国符号在艺术世界打拼的时候，你靠的就是你的真正的能力了。也就是说，你跟其它国家的艺术家都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用同样的材料、同样的题材。你不能再搞一些毛泽东啊，不能再搞一些龙啊、凤啊这些东西来做自己的作品了。
——但是，比如说王广义的作品里头的毛泽东，王广义就是50年代出生的，所以文革时代受到毛泽东受的影响挺大。问题就是，现在70后80后的艺术家都用这个。
欧：没错，这个已经到了恶俗的地步了。跟他的成长、跟他的经历、跟他的经验有什么关系啊！他就是借用这种流行符号来在这个艺术界这个游戏规则里边去找到更多的知名度，挣更多的钱而已。
——现在的土壤怎么可以把一个世博会后在世界抬得起头的艺术家培养出来？
欧：将来中国当代艺术的走向是怎么样，真的是很难说。现在所有在市场上流通的艺术作品，有大部分都很垃圾，没有什么可以传旨后世的伟大的作品！很快破灭。如果早点进入我刚刚说的这样一种正常的渠道的话，可能说不定在将来中国能够出现一些真正能够撼动国际的大师。
——你现在看得出来新一代的发芽吗？
欧：唉，我对他们都不抱这个希望。问题是他们太娱乐了。他做艺术，他唯一的动机就是“我要好玩”。
——但是，中国人的生活一直都很压抑了，现在才能有娱乐，所以大家都热衷于娱乐。
欧：你说的没错，因为过去中国的生活太政治了，太沉重了，所以对这个太沉重的生活的一个反动就是娱乐。但是，娱乐这个东西又太过了，我觉得现在要稍微收一点。
——怎么收？这种东西不可能是政治运动来打垮吧。
欧：我觉得可能是需要一些知识分子、意见领袖的号召力吧。
——现在的知识分子可靠吗？
欧：不可靠么！对，这个也是问题啊！（笑）……不过任何东西呢，就是物极必反么。当大家都觉得这种娱乐太过的时候它会有一种自动的制止，它自然会找一种新的文化替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