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景行（香港凤凰卫视评论员、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访问学者）专访
2007年7月1日，香港迎来了曾经被受世界瞩目的世纪大事件——主权回归后10周年。
现在，当我面向这篇稿子时，周围正在稳步进行着10周年活动的准备工作，各种各样的媒体上开始出现纪念“回归10周年”的专辑。那些专辑挖掘了大量香港过去10年的足迹，还谈到了未来的抱负，所以我在此不予详述。原本我根本没有打算为10周年写些什么。
就在这时，我读到了《香港十年》（上海辞书出版社），这本书的序言中总结了香港凤凰卫视评论员曹景行迄今为止在香港媒体上发表过的评论，写到了他对20世纪50年代看到的上海、香港的回忆。
在曹先生3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在香港创办了报社，父亲就是为第三次国共合作也竭尽了全力的曹聚仁。在刚刚建立共产主义政权的中国上海和英国殖民地香港之间，他收发过多次书信。曹先生和香港的关系就开始于对当时上海的景致和父亲的回忆。
50年代后期开始了反右派斗争、60年代起政策失败造成大饥荒，进而由中间阶段开始大肆鼓吹文化大革命这一政治斗争――。由于父亲与香港有关联，曹先生一家有时得到帮助，有时陷入窘境。这些情景都简要记录在《香港十年》的序中。
〈…上海至少没有饿死人，至多是普遍的营养不良，只是浮肿而已。而我们这些由“海外关系”的家庭又比旁人享有一些特权。政府为了吸引外汇，专门开设了“侨汇商店”，按照汇入款额多少发给票证，拿着它可以到那种门口有警卫守着的商店评价购买外面卖不到的日用品。〉
在中国提倡“自立更生”、阻断与外国的往来的经济政策下，60年代发生了大饥荒。那时，不光是曹家，许多人都是靠着香港和国外的亲戚送来的物资才得以勉强生存。
〈记得上初中的时候，一天校长和班主任大发其火，原来班上有同学逃课通宵排队购买新上映的香港电影门票，其他班级也有。学校专门派人到电影院门口把他们拉回 来。一些厂里的“青工”也调休或请病假去买票。一些香港片赚人热泪，另一些则叫人大开眼界，影迷争相模仿剧中人物的打扮。上海滩理发店的老师傅一定不会忘 记，有一年，成群少女到店里制定要做夏梦在《新婚第一夜》里的那种头发。〉
在严酷的日子里香港温暖了人们的心灵。曹先生回忆到，97年香港回归时一家上海电影院举办的“香港电影回顾展”上涌来了许多怀念青春时代的人们，年轻人也陪着父母一起到来，第一次重新审视了香港。
〈我移居香港时，已经四十出头，居然还能一切从头开始，可见那块地方的确有点特别。〉
89年，成为了香港人的曹先生担任了在香港也屈指可数的自由主义杂志《亚洲周刊》的副总编和中立报纸《明报》的主笔。98年，他为香港面向中国播放的卫星电视台凤凰卫视的地位稳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体验了香港与中国60年历史的曹先生今年在北京迎来了香港回归10周年。
〈专访〉
——49年以后很多上海人跑到香港去了。其实，香港后来的很多产业是由上海人搞出来的。
曹：对，特别是香港的纺织业、航运业，还有一个电影业。就是1997年第一任的香港特首，当时3个人竞争，是董建华、杨铁梁、吴官正。董建华是舟山人，实际上是上海的。杨铁梁也是上海人。吴官正是广东人，当时他的岳父是上海人。所以，你看第二代，曾荫权和梁家杰都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这就不同的。
其实，香港有很复杂的历史片断，不同的时候，不同的人来。但是，现在，50年代、60年代以后就有一种新的香港人。他读的书也就是67年以后英国的新的体制之下的，是和当时的大陆分隔的。然后，也是在香港经济起飞的时候，就是70年代、80年代差不多他们进入了社会，是“香港是我的家。我是香港人”意识最强的。
现在还有一部分像我们这样的香港人。还有50万，这个10年里面从广东、福建农村配偶团聚带个孩子移民过来的，这些又是另外的香港人。所以，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实际上是，大概占着香港的700万人口当中我估计400万左右吧。
现在最有意思的事情，是89年最多移民高峰的时候，当时才5岁、10岁跟父母一起出去的人现在回香港，从去年开始出现。
——也是寻根？
曹：我估计是，这时候就更多是找发展机会吧，因为他们毕竟是香港的。
现在来中国的香港人还是年纪比较成年的多。年轻的我碰不到，除了学生。学生当中有两类；第一类是我们这样的人的孩子，原来是从大陆去的，还现在觉得在大陆读书亲切。还有一种，就是那些大老板的孩子。他们有意识地把孩子放到大陆来。
但是本地的香港大学生毕业以后寻找工作还是在香港为主。因为香港的学生在现在的情况下就来大陆，他没有竞争优势。……如果是对跨国公司，他要到大陆来的，那些大陆去的学生到香港读书的，可能是更好。
——听说，香港的很多大学今年各个准备几百个大陆学生发奖学金……
曹：最早的时候，实际上是香港的马会赞助的。因为香港的大学的费用是香港政府提供的很高的补助，所以，在香港社会舆论当中，一直都就不愿意接受大陆的学生，是说我的资源，是香港人的。但是，马会说“我拿我的钱来做我的公益活动！”。
我有个朋友的孩子，就是第一批来的。她是拿到复旦金融学院的入学的，她考分很高就给她另外一个offer：“你愿不愿意去香港？”。结果，我那个朋友马上打电话问我，我说：“当然到香港来”（笑）。
——“当然”？
曹：因为你在复旦大学或再好的北大、清华，你读了这个专业，跟你一样的人一大批。在香港，你有大陆背景，你有香港的这样的一个，而且人家提供全部的费用，你用香港的体制读出来，你这样的人才是稀缺的。
结果，她毕业以后去了McKinsey。McKinsey在香港给她的工资，在整个那一年大学生中最高的，大概是04年。她后来自己去美国交换多读一年，然后她的成绩最好的，现在McKinsey又给她全资地到哈佛读MBA。
——您知不知道，那时候马会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
曹：我想马会看到香港人才不够。香港的教育体制，比如语言，他可以有英文学校。但是，现在香港，哪个学校能够教得教出中文好好的？知识、眼睛也不开阔。
但是，香港的大学还可以，而且对大陆来说它正好就是个过渡，就是说从英语语言也好，从国际化也好。
——但是，马会给了您的朋友的女儿奖学金，毕业了以后去了McKinsey，然后又跑到去美国读书……
曹：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人才的话，McKinsey今后会不会在香港搞发展？
香港本来就是一个国际化的，香港本来就是各地来公司。有多少公司是香港本地的？她的同学也去了四大行。
这几年当中，从大陆到海外留学回到香港进入金融界、法律界这些高层次的，起码几千上万吧。从92年开始，那时候香港就有一个新的政策，那个时候六四以后刚刚不多久，那时候的留学生不想回大陆的，可以来香港。我就办了好几个我的同学一个一个地过来。这两年香港在吸收大陆专业人士上已经越来越开放了。所以，现在香港这几年的变化，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但是，这一来对香港本土的年轻一代有某种压力了。他们从小日子太好过了，不像大陆的那种拼了命地从农村出来的学生这种读书啊。香港的大学生一过了深圳河就没有办法竞争，因为那边的大学生两三千块钱就够了。而且那些大学生的生存能力特别强。至少我到香港也是什么都没有，从头开始。
——那时候有没有考虑过将来移民什么的？
曹：我早就考虑移民了（笑）。我家里因为我父亲一直都在香港么，所以我文化大革命以前已经申请了。哪一天我读完中学，跑到香港去吧，本来就这么想……也没想到后来因为是文化大革命什么都改变了，断掉。我父亲是记者，也有时候回来。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了，那就不能来了。然后，文化大革命当中，他去世了，是72年。
——跟文革没有关系？
曹：间接有关系. 以前左派的报纸在香港有5分之3的市场，包括我父亲办的《正午报》。电影也是的，当时的电影有两家，最有名的一家叫长城，一家叫凤凰。后来就是67年，香港那时候很乱，这些要按照文革的，还要出简体字，那么这个报纸谁要看呢？《正午报》后来停掉了。他的书也出不了，收入也没有了。……然后当时他的身体也不太好，也是一个人没有人照料他，所以到最后几乎他的朋友把他接到澳门去看病。然后，他去世了。
——您其实从3岁开始已经跟香港交织、交叉，那时候您对香港有什么样的感觉？什么样的印象？
曹：有点怪！（笑）就是，很密切，因为我父亲住在那里。我跟父亲平时比较多的写信。信里讲到什么呢，台风（笑）！，第二个是没水。那时候，他住的地方一天两个小时来水，来了以后大家都放水，那时候拿着一个桶接水。
还有香港的那种消费品的。比如说衣服啊，有时候给我们带一些。我记得我最早的圆珠笔是日本圆珠笔，在香港买的。那时候日本的圆珠笔是不好的！漏油！（笑）
到70年代以后才变。所以，5、60年代的香港给我的印象并不是很繁荣的什么的，但是跟大陆很不一样！后来父亲去世，70年代比较疏远了一点。那时候的香港蛮乱的，主要乱在石油危机。但后来经济起飞了，没多久提出回归问题了。
——其实，当时的中英谈判第一步是什么？
曹：第一步是英国的新界的租约到96年就到期了。1979年，英国人感到一个问题，就是他要在新界有几个地的地契，要批出来。但是如果我80年代建好了，到了96年就……的话，谁愿意做？所以，麦理浩，当时的港督跑到北京去敲门，问：“能不能继续批？”。
那时候开了三中全会啊，还跟越南打仗！（笑）中国根本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那时候邓小平叫廖承志去外交部组织一个班子，以廖承志为主研究香港97。然后，到了82年，邓小平说：“我们已经开放了。我们跟世界上重新恢复关系。我们决定收回香港。”
但怎么拿？邓小平就当时对台湾的方针当中的“一国两制”拿过来。先讲“一国两制”，不是对香港的，是对台湾的。而且当时萨切尔夫人就要“主权换治权”，邓小平一口拒绝了。
——所以，这次谈判都对英国人来说是很失败的？
曹：也不能算失败，他们太古、汇丰……他们英国在香港所有的经济利益全部都保护到。
1983年10月，那一次是香港第一次有因为回归的大风潮。82年9月份开始谈判，萨切尔夫人到人民大会堂跟邓小平见面，决定两年要谈出来。谈了一年，什么都没有谈成功，香港人慌了。那时候supermaket都全部空哂。那个就是“Black Saturday”。港元贬值，现在联系汇率那时候出来了。然后后面一年连续把《联合声明》谈出来，邓小平就谈成功，结果把英国撤出来了。谈出来以后就下面准备制定基本法。比较稳，但是有了六四……
——其实我觉得到了94年，能移民的已经差不多走掉，留下的香港人开始调整心态来接受回归。
曹：还有一批人，也就是这几年，开始把自己的财产去搬到广东去。所以，一个mix的，不是一个单一的一个方向，很有意思的。89年把香港人的恐惧感达到顶点，但是92年的邓小平的南巡以后，大陆自己搞市场经济。企业家包括把这些管理的工厂全部都要搬到大陆去了。
——但是，你也这样形容香港人：“上半身早就融入中国内地，下半身则仍然分离在外……”。
曹：比如，要是说，我要现在香港放弃身份到大陆了……我也不愿意！对我做新闻，我就要香港的身份、香港的自由度、香港的政治自由，特别是新闻自由度、信息的自由度，还有香港的混合的国际的东西、资金的流动（笑）。
还有一个长期的，就是避开共产党，至少都逃或者避开，这样的人才就是跑到香港去了。跟我们后来去的不太一样。
六四，为什么香港人关心它呢，除了大锣他自己做中国人以外，还有重要的一点，他担心大陆完全回到原来的状态。
后来美国很多记者、西方很多记者，97年那天晚上播的把解放军进香港同当时六四的画面交叉播的。美国好多的电视台都是这样的。他们“期待”那天香港出事的。有一个日本的女孩新井一二三，她写的是说：“我们来看97是看一场强奸，不料看到的是一场通奸”，她这句话很恶毒的，这句话我一直都忘不了。
那天晚上，我是给TBS做报道的。这个时候，有CBS的Dan Rather在我边上直播，他在CBS做了直播以后他7月1号下午就走掉了（笑）。他们觉得那天晚上肯定出事。
结果没出啊！那天晚上，大部分香港人都蛮高兴的。包括英国人，英国人都在狂欢！很奇怪！没有人到这个时候啊，觉得好担心很怕，没有！其实，香港人有一种cinic或者一种这样的感觉，就说：“我既然来了，我把它历史事件来接受。”
——我发现，在你这本书里，就是说有些香港重要的话题没有提到。
曹：我有两百多篇关于政治的，都没有选进去。尤其是……SARS没有，七一没有，包括修改基本法的、那个解释基本法的都没有，主要的政治争议的。因为我们这里有关香港的书，它要两道的审查；第一道是出版总署，第二道是港澳办。
——你当时在的《亚洲周刊》和《明报》，那时候您的身份、立场是很明显，有没有改变？
曹：当年也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我的这本书里头的东西都我在《明报》的时候写的。可以说我自己的看法，没变过。
——现在香港回归十年了，以后的香港，如有些人说得那样会不会边缘化？
曹：香港怎么会边缘化？你说香港在经济上边缘化了吗？香港的股票市场里面，你看看这几年的多少还是原来的股都是大陆的。
——所以，香港人怕好像是大陆人来抓住他的经济命脉啊！
曹：为什么大陆人去了不是香港人呢？那就我父亲49年去香港，他就是香港的。凤凰卫视边缘化吗？凤凰卫视当然是香港的，完全是97以后发展起来的香港的财产。你说香港人，现在香港人，郑裕彤他的一半的资产在大陆。那么这个香港是怎么概念了？香港在广东省的投资1千亿美元，他赚的钱一年19%，他们赚回来的100亿美元回流在香港……香港不然怎么会有现在这样的日子呀！
香港人在哪里都是香港人，我现在在北京但是还是香港人，我现在交税也在香港么。只不过我以前在香港可以做很多事情，现在在大陆多了，我现在在香港做不了了，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在大陆发展。这方面我觉得可能边缘化了。
但是，中国发展成为世界上的主流，你进不了这个主流，你就边缘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