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峰（杂志主笔/博客）专访 / 「能读出两个制度、价值观念的软件将会诞生」
「能读出两个制度、价值观念的软件将会诞生」 / 王小峰（杂志主笔/博客）专访
撰文/采访：温子 攝影:黃大智（Ricky Wong）
中国的网络用户终于超过了日本的总人口。在被称为农业大国、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这一急速增加的数字受到国内外各方的期待和瞩目――国内以此作为“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指标，国外则将其作为“社会主义中国民主化”的指标。
另一方面，这几年来，随着城市消费主义的渗透，迎来了新的报刊杂志出版热潮。社会主义体制下的这些传统媒体与轻易超越国境和管理框架的互联网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呢？
美国《时代周刊》去年在「年度人物」特辑选出了“YOU”，介绍了受到世界各国关注的网民。而中国则选取了博客“不许联想”的王小峰。
王小峰1967年出生于吉林省。学生时代痴迷于国外的摇滚和流行音乐，大学毕业时已经作为摇滚乐评论家在国内音乐界颇有名气。我就在那时认识了他。他在2001年底加入综合时事杂志《三联生活周刊》，现在已是该杂志文化栏目的主笔。
一方面，在网络世界中，首先从公开BBS的管理到2004年9月建立了最初的博客“按摩乳”。那时起开始使用的博主名“带三个表”（带三块手表）来拿原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倡导的政治口号“三个代表”开玩笑。在那里他通过选取身边发生的小事提出政治、社会问题，渗透了他在直击焦点的同时令人发笑的独特风格。
2005年“按摩乳”被选入德国公共广播局《德国之音》的「国际博客大奖・最佳中文博客」，受到了瞩目。
2006年3月突然出现“因众所周知的不可抗力，本博客暂时关闭”的字样，无法访问这个博客了。英国通讯社路透社向全世界进行了“是否为中国政府的言论压力？”的报道，但后来王表白说，那是与朋友一起计划好的一场恶搞。
2006年5月出版了集合了“按摩乳”中文章的书籍《不许联想》，并且开设了新的博客“不许联想”。现在每天的平均访问人数为2万4千人，总点击数在登载这篇文章时应该已经超过了1千万，是一个非常受人欢迎的博客。
「网德？别跟我提什么网德，
互联网本身不是谈论网德的地方，
如果你还要谈论，那么我奉陪到底，
我从来没有求过你来我的博客，
你也没有义务来我的博客，
如果你不喜欢，请你不要来，
别在这里要求我应该怎么做，
我在这里做我想做的事情而已，
你有了互联网可以免费得到信息，我和你之间谁欠谁？
如果你对我有意见，去别的地方骂我痛快，
反正我对你没有亏欠」
——“按摩乳”「我没有亏欠你」
（因為原文已經找不到，在此只能提供大意。抱歉！）
〈专访〉
——被《德国之声》和《时代周刊》选为中国最佳博客了。
王：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没有已是道写博客写成这么样的。我就想了半天：“它选了我，为什么？”，后来我翻过头来看它的前言，我一下子明白了。就是它想通过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它强调的第一是“民主”，就是网络世界的民主和对网络世界的个人的影响力的价值的认可。
这种方式，在《三联》上也写不出来。中国是不认可个人的价值的。比如说徐静蕾，她的博客的浏览量非常高，只是大家不认可徐静蕾的网络的影响价值，他们会批评徐静蕾的东西不好，他们一定要鸡蛋里挑骨头，就是“你不能比我强！”。
——你也被选为最佳博客后，遇到这样的际遇吗？
王：有，有！后来我编了一个故事：“我就说为什么时代选我呢，我就靠行贿，我天天都给主编买巧克力吃的”，因为中国很多获奖的靠私下里头交易的。
他们很好奇，然后有一部分人就说：“恭喜你！”，“你怎么怎么了不起”什么的，实际他们对我的认可也因为它是美国的杂志。要是一本新加坡的杂志评出来的话，绝对不会这样的。
包括很多后来采访我的记者，说“你靠写博客来出名了……”。我说：“你对我一点都不理解，我已经在十几年前很有名气了”，然后他们说：“吖？ 你以前做过什么？”很多人不知道我以前干过什么事情。
——你10年前的乐评呢，我觉得你写得硬崩崩的。怎么变成了现在这样带着黑色幽默、让人苦笑的写法？
王：对，包括很多朋友也不太理解说“你不应该这样的人……”。 当我开始在互联网上写博客后，我就发现其实我还有着方面的特点。你在网上可以严肃也可以不严肃，但是我更觉得，有一种不严肃的方式或者用一种幽默、黑色幽 默、嘲讽、反讽这种方式，它可能说起来更解析一些。而且这种方式，你在报纸上是没有办法写出来的，在《三联》上也写不出来。
给 《三联》写东西呢，首先题材不一样。因为我是那里的记者，我是按照这个领导布置的工作去写新闻报道。我给你讲，这个东西呢，在美国不存在这样的问题。美国 就是你在网上怎么写，你就可以把那个东西直接拿到报纸上，她有这样的环境，她言论自由度比较开放。但是，中国就不行。《三联》也想绝对开放的，但是不可能 开放到那个程度，因为它也被很多人管的，它做不到。所以说，网络实际上给我的另一个部分展示出来。我这种做法，反过来就对中国的言论自由的最好的解释。我 在传统媒体，我把我的言论的尺度伸得最远，我能伸到最远碰到什么地方、不能再往伸去，那好，我就碰到这里。在网络上我可能碰到更远。只能是这样，你写起来 才舒服。它给你那么自由，那么尽可能在这个空间内给它发挥到最大。
——但是，你的博客上也有一些评论嘛。
王：对，实际上我在博客上谈论的东西呢，不是一个私人的问题，是公共问题。但，写得心态不一样。给《三联》写，我会很紧张。因为领导要审查，然后有些话，你不能说。“你的文字，这个话要编辑”、“你这个词用错了，你都得改过来”，那个标准是很高的。你一辈子都克服不了，因为在中国就是这样。我们从一开始写字那一天、认识字哪一天开始受到那种教育，“有些话你应该这么说，不应该那么说”，就是我们一直都在收到这样的训练和教育。但，突然有一天，你发现有了博客之后，你发现你通过博客很自由地表达一些东西的时候……
——那么，你这个专业媒体人员来说，有了博客就说有什么意思？
王：是 这样，第一呢，它是我表达，我的内心表达的一种补充。比如说，我在《三联》工作，我喜欢这份工作。因为它也是表达的一个方式，可以采访人啊、评论一下一些 事情。但是，它的空间相对来说很少。领导让我写这一盒烟，就写一盒烟，不能再写这个采访机、笔、杯子、可乐什么的。博客或者互联网的出现呢，它对不太民主 的盛会来说，是一件坏消息。因为它有一种信息的共享，然后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在一个不民主的社会里头只有等级，没有平等地参与的机会。
——但是，不普及互联网也不行？
王：对呀，你不能拒绝这个东西啊！所以它出现一个矛盾。所以，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政府加大了很多很多力度来去管理它。
——去年，政府呼吁过加强管理，引起了很多国内外的注目了。
王：是“文明办网”嘛。不可能！它之所以这么去强调就说明已经不可能了（笑）。如果它能够把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一样的话，它强调这个干么啊？
——你被《时代周刊》选为「年度人物」之后，在国内杂志的专访上说过：“我不是外国媒体的猎物”。你说：“国外媒体非要让采访对象符合他们的想象，把人塑造成他们媒体所需要的那种人。”那么，想反过来问你，如果外国媒体想通过中国的博客或者互联网上的发言认识一下中国的话，应该注意点什么？
王：拿博客取一个例子，官方的统计说，去年中国有1700多万人开博客。然后，那些1700多万之中，真正写推广民主制度、言论自由这种思想的博客，我估计不到十个。我看到的肯定没有超过十个，它是极少数。但是，西方媒体把这个少数人一点一点放大了。而1700多万人当中，剩下来的人都是可能自己写着玩儿的，“看了一部电影，那部电影怎么怎么样”啊、“听了一首歌，觉得这首歌怎么样”啊、“今天见了几个朋友，有点感触”啊，就他们写99.99%的人都是这样的。但是，西方媒体对这种人家的隐私、生活没什么兴趣，他们的读者愿意看“一个民主斗士因为写博客，被共产党抓起来了”，他们喜欢看这样的新闻。我不太喜欢西方媒体的一点是，因为它本着它的需要，它就设了一个框，然后在中国找谁符合这个框了，把他抓进去。包括我关博客，我要忽悠路透社的时候，也是想警告他们。
——当时，闹得好厉害呀（笑）！他究竟干了什么事？
王：因为，之前我拍过电影，我们的电影是拿警察开涮。一个很像某一个香港明星曾志伟的男人，因为那个明星在香港抢银行被通缉了，然后大陆警方看着他很像就把他抓起来，后来发现了是一个误会把他给放了，它讲的是这么一个故事，很荒唐的。那个路透社的记者看完了以后写了一篇“中国的监狱里的人权问题”！还有，唐家璇在韩国开的APEC会议上谈中国人权问题，把它写进去了。我之前要求他改，必须得要删掉，他们改完之后，仍然把报道往政治方面上撤，我就觉得他对我非常地不尊重。然后，他们路透社的一个中文助理都跟他讲：“你这么写不对”，但是还是结果就是那么样子。那我不舒服了。因为我知道他发消息最快，所以我关（博客）的话，第一个有反应的就是路透社。结果，24小时之内，他就上当了。
你 说了解中国就怎么去了解中国？你用什么心态来了解中国？这个很重要的。你了解我一个人或者把我一个人放大，并不能代表了解中国的博客或者互联网。你要看一 个主流的东西是什么，主流的东西都是大家都自各自话的，都是这样。好多中国的那些梦想着西方人能拯救中国的人对我这种做法很不理解，说：“你这个帮助共产党的”什么的。我说，不是我帮助谁的事情。我坚持这一点，你是否对我有一种客观的认识、是否对我做的事情有没有客观的认识？你作为一个最大的新闻通信社，你可以胡说八道？我接受不了，我也做媒体的。
——你觉得中国的报纸、杂志等纸媒体以后走什么方向？
王：中国的纸媒体在几十年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它膨大了太厉害，应该淘汰掉一部分。很多东西部符合市场规律的，那就它应该死掉。
——但是，现在中国的媒体，别说是不是媒体，中国很多行业还是百分之百市场化的根本没有啊！
王：对。比如说《人民日报》、《北京日报》这样的中国的宣传机构的媒体，它也面临着一个生存的压力。但是，中国她有特殊的国情，我要求你“订”就变成了一个指标，是工作，是一个任务的时候，所以它还有巨大的发行量。但是《三联》不是靠行政干预，它完全靠市场化。原来跟《三联》竞争的，在广告额、发行量等接近的有3、4家媒体。现在，《三联》每期的发行量有15万，而第二名给我们甩开了5万。
——中国的杂志里，一期卖的最好的是哪个杂志？
王：是《读者》，400万。还有销量200万以上的有《读者》、《故事会》、《知音》。如果说销量的话，《三联》应该可以进入20位 以内。实际上，在中国，真正消费杂志的人并不多。《读者》、《知音》、《故事会》都是给初中毕业的那种文化的群体，所以它针对群体的空间很大。《三联》 呢，它比较高端，它针对的空间就那么小。但是它的消费固定的。然后广告投放在这个媒体上，这个广告产生的效果针对这种消费群体的。
——6年前，我采访你的时候，你的兴趣正开始从传统媒体转移到互联网，你把美国比喻说是苹果，中国是Windows的话，“很希望将来出现一个软件在两个系统上都能读”。你说的那样的“软件”已经出现了吗？
王：这样的两个系统，实际上是两个社会制度或者是两种价值观念，我当时打个这样的比方，一个是苹果，一个是Windows。 实际上是双方都在找，只不过中国找得积极一些，也在找合理化的一种社会制度。比如说，江泽民也好，胡锦涛也好，他们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它跟毛泽东时代、邓 小平时代已经不一样了。那个时候还有什么阶级斗争的意识，但是现在这个意识已经越来越淡薄，她可能要发展经济。中国不喜欢跟美国、日本、俄罗斯、欧洲这些 超级大国有对立，她希望有一种互利的关系。
追求这种互利可能会触动中间转换的那种软件的出现。包括一些民众对西方文化的认可也是这种软件的一部分，比如说中国人喜欢看日剧，看日本的动漫，喜欢听日本 的流行音乐，它实际也是一种对这个民族的文化、这个国家的文化的认可。认可了以后，他会更进一步去理解这个国家，比政府去专门拿一课教科书来讲这个国家是 怎么回事，他认识的更形象，更具体一些。
从将来的发展，我们乐观地去看的话，中国可能会越来越强大了，她会找到更加合理的一个社会制度。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她这个过程还需要漫长的过程。理想主义者会想到就是说，中间有一个“自由”的一个软件可以转换，是美国人可以接受中国人的方式、逻辑，然后，中国现在也接受美国的、西方的那些东西是很正常了。他可能带来的一些副作用是对这个国家的一个文化、传统的颠覆，也有这种可能。但是，一个国家有自愈能力很强的话，她的灵魂会存在。但是它不可能Windows最后变成了苹果，苹果完全变成Windows也不太可能。这个软件永远都会升级的，会有这么一个软件出现，来去转换一些东西，但是，今天发现这个软件落后了，她要升级一下，再升级，再升级，再升级……它变了越来越完善。
——这样双方反复出进口了以后，把它消化掉后，把它操作的时候好像把出口的东西在Windows上或者苹果上都能读出来，就是这样子么？
王：我觉得，理想状态应该是这样。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就有一个概念，叫“全球经济一体化”。 它这种发展的趋势，当经济一体化之后呢，大家自然而然地为了共同的利益，寻找一种，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价值观念的东西找了一个平 台去把它给沟通了。因为，为了经济利益，你把什么东西都可以放弃。所以，我相信将来啊，日本人说日语，中国人说汉语，美国人说英语，语言上可能不同，但是 很多方面会越来越相似。
/原文刊載於日本《論座》雜誌5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