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1月24日

欧宁(设计师/撰稿人/文化活动组织者)

CHINA UPDATE

所有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他们的成功都是在于他们身上带有中国的label,没有一个真正地能够超越中国身份的这样一个成功的真正有国际化地位的艺术大师」:欧宁(设计师/撰稿人/文化活动组织者)

撰文/採訪:
攝影:黄大智(Ricky Wong

98万美金,1804万港币,2200万人民币,214万英镑……这不是在谈论股票,也不是在谈论外,这是美品的价格。换算成日元就是1亿2亿3亿5亿,全世界拍卖的中国现代美术品的中标价格正在不断刷新。这仅仅是在1年半的时间里。

现在,在北京,如果信步在偶然经过的画廊里留下一张名片,每个星期就至少会有几家画廊发来邀请参加展览会的邮件。即便我只当时不过是打发时间,对方也毫不在意。

以前我在破旧住宅塔楼里住的时候的艺术家邻居如今已经坐上了大4WD到处跑来跑去。听说另一位以前的邻居在郊外盖起了漂亮的工作室。仅仅在5年前,艺术家们借用废旧工厂,和房东——工厂的经营者一边争吵一边开始艺术活动而成为的七九八厂,已经得到了北京市政府的认可,成为了“大山子艺术区”,周末变得人潮混杂。不论什么都开始以“艺术”为中心,开始了高昂的、巨大的膨胀。

在这片喧嚣之中,我希望能够听到理性的声音。到底是为什么而发生了什么事情?热潮之中的艺术界现在真的是热到中心了代美术真的开始被国人理解了吗?这是不是已经开始成为新文化的热潮?还是只是“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耗子的就是好猫”?

寻找讲述典故的人遇到了困难。一旦提起话题就吐沫横飞大谈“艺术的未来”的人、罗列自己过去的业绩的人、提携关系好的艺术家的人。不对,我要的并不是这样。在被热潮包围的中国艺术界之中,难道没有人对现在发生的事情冷静旁观吗?

出生于1969年的欧宁,不仅在重视美术大学毕业的科班背景的艺术界来看,而在文化界来看也拥有与众不同的背景。他生于广东省的农村,父亲是裁缝师,母亲是民。因为成绩优秀,他被保送上了初中、高中和镇上的学校,89年夏天,他进入了为**事件死亡者的手制追悼纪念碑还残留着的深圳大学。

92年,已经离职的原中国共党总书记邓小平视察了深圳,其后发表了被称为对经济发展提出“GO!”指令的“南巡讲话”。中国从此进入了狂热的经济推进时代。欧宁就在深圳作为国内摇滚音乐活动搞手和乐评开始崭露头角。

99年,他企划并出版了以采访形式汇聚在一起的反映当时经济发展中与国外同步的年轻一代音乐的《北京新声》,成为了爆炸性的话题。在这本书中,第一次负责美术设计的欧宁在一瞬间就飞越了深圳、广东省、华南这一地区界限、文化界限,受到了追求新风格的全中国年轻人的瞩目。《北京新声》作为在视觉上和内容上都出色归集了经济成长初期出现的中国摇滚X世代的书,至今还在继续传承着。

以这本书的成功为基础,欧宁拓展了活跃的世界。从深圳到广东省省会广州、然后是首都北京。从美术设计师成为海外艺术电影集团的主办人,如今利用急速成长的城市和人们的生活空间,组织了多面艺术展。

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人们倾注于先锋诗90年代随着经济发展人们倾注于摇滚,到了21世纪,开始重新审视城市和文化关系的欧宁又是如何看待作为代文化的当今艺术界的呢?

〈专访〉

——从先锋诗的世界上大学就遇到六四,感觉不一样了么?

欧:89年之后中国社会就开始转型,以前还是一个一种政治性的社会变成一个消费性的社会。以前写诗的那些精英分子突然从很受尊重的一个身份,到了89年之后大家看不起写诗的人,他们没办法适应新的社会结构。我当时觉得诗歌在这样的时代里边好像它的力量已经不行了,所以,我需要寻找一种新的媒体来释放我的能量,到93年,我就介入音乐圈了。

——又再开始做组织人了。

欧:对,我大学毕业94年,那时候深圳刚刚开始有酒吧。我觉得从酒吧那边拿到资源,然后我们可以做演出,同时出杂志。出地下杂志这样的习惯,一直我保留……因为中国的先锋诗歌一直是用一种跟官方不一样的渠道来推广发行的。另外,80年代对我的影响就是那种对结社的爱好。我后来经常搞音乐团、搞电影团体,都是我的一个80年代的一种后遗症吧(笑)。

——你跟艺术家有关系就是由设计开始吗?

欧:开始就主要是一种设计的关系,他们出画册找我设计,侯瀚如做展览,他要我给他做展览画册的设计。

后来,侯瀚如2002年在策划广州双年展的时候,他对亚洲地区出现的alternative space开始关注起来了,在韩国和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都有那种非营利的艺术机构。但是在中国大陆呢,他找不到这样类似的。当时,我做起的《缘影会》,发展得很快,在我们这填表登记的有800多个人。最忙的时候,我在深圳、广州两个城市有四个固定的放映地点,有时候那个片子就要轮流转(笑)。而他觉得《缘影会》有一点接近这个alternative space,所以就邀请我们参加这个展览。

然后,到了2003年,他策划威尼斯双年展的《紧急地带》,再次邀请《缘影会》。这时候我已经看了太多的电影,想动手去搞一部(笑),说:我想拍广州的一个城中村

——是纪录片《三元里》?

欧:在鸦片战争时期呢,那里的村民自发抗议跟英国人打仗,打胜仗了。所以,那个村被写进中国的小学课本里面,都被共产党包装成为一个反殖民地反帝国主义的一个爱国主义基地。

——广州市政府为什么还留着这个曾经有过犯罪基地纪录的三元里?

欧:那边的人对产权的意识很强,而说“要你给我很多钱安置我将来的生活,我才愿意。”因为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是在广东策动的,他的民权思想对这个地方影响很大。还有一个原因,广州这个地方在19世纪末就开始有国际贸易,其实,民主的基础是商业,民主的思想就会成熟。然后70年代末就广州最早对外开放了,最早就开始搞活经济了。所以,广东的农民这种权利意识成长得比较早,为什么广东这几年出现那种村民抗争,其实因为当地民众的权利意识比较成熟。

——但是,解放前一说商业中心就指上海么。为什么解放后共产党放了很多力量就压住上海,没有只压住广东?

欧:因为在毛泽东的策略里,他可能觉得上海那边是比较活跃。在加上,它是蒋介石的老根据地,资本主义的那套东西是在上海最根深蒂固的。所以本来上海是个最有可能成长出市民民主这样的地方,但是实际上,共产党已经全部把那种根啊全部拔起来,已经不可能了。

——中国美术方面,2000年前后,当代美术书籍介绍的都是90年代头六四以后出现的政治波普,但是实际上你在国内根本看不到那些作品。就是这两三年吧,他们的作品又回到国内了。这个短短几年之间,发生什么事呢?

欧:其实,中国目前那种当代艺术发展到现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受到西方的影响。西方的社会它发展到80年代后期之后,他们西方的文化体系已经死气重重,就让他需要去寻找一些别国的文化来冲击他们欧洲的已经非常沉闷的一种文化氛围。美国也一样,因为美国经历了60年代的抗议种族主义的运动之后,你是个知识分子,你的言论不是一个多元主义者,你表示是一个政治上不正确的人。所以,在这样大的氛围之下,导致亚洲艺术的流行,先是日本先热了一阵子,然后到中国。然后再加上中国的经济上的增长也吸引了很多西方的关注。所以,国际展如果没有中国、没有非洲、没有这种第三世界的国家,不能算是国际展。在这种潮流之下呢,展览越来越多,媒体报道越来越多,然后西方收藏家开始介入,就开始大量的钱投入。

——90年代已经开始?

欧:已经开始了。但是,那个量是慢慢慢慢地累积……当最关键的热烧到中国国内,就是因为拍卖,就是苏富比去年在纽约把张晓刚的画拍卖98万美金的那一次,是第一次国内开始报道这件事情。然后媒体炒作,大家都觉得这个东西都是有利可图的。

——《亚洲周刊》的报道说:“去年065月份在北京,一个月之间多了51家画廊”。后来,张晓刚的画,半年之后又破了记录了。

欧:这是一个转折点么。其实,拍卖这个东西在整个艺术的生产链条里边它是最末端的。我的意思就说,当收藏家他不想再拥有这个作品的时候,它才会把这个东西拿到拍卖行去拍卖。比如说刘小东,刘小东的那个《三峡新移民》那张画,他最早卖给印尼人,然后那个印尼人想出手了,他才送到去拍卖。拍卖两千多万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但,我身边有些艺术家为了拍卖特别着急地画画儿。

欧:那些热心拍卖的艺术家不是艺术家了,他们在想通过拍卖来炒作自己的产品来提高自己的价位,这些已经是跟商人一样的。现在很多艺术家跟拍卖行勾结在一块炒作,甚至找一些收藏家去做“托”来炒作。

很可怕。拍卖已经是一个金融概念,它不是艺术概念。所以,现在越来越多谈论这个东西的文章出现在报纸的金融版、财经版。我对这种东西是没有兴趣。

我知道这种东西对中国的艺术的损害是非常严重的。因为一个国家她艺术方面够强大的话,应该有足够多的学术机构,有好的出版系统,定期对这个艺术的创作进行整理,进行学术的研究,然后呢,还要建立一种比较长远的教育制度,可以让新的艺术家不断地从学院里面走出来。这些中国现在都是空白。

——中国本来不是已经有了艺术评论的系统了吧?

欧:那个系统已经被市场击垮了。比如说,这个画家他要出本书,或者我要做个画展,现在艺术家有钱,他付钱给你这个批评家。你拿了钱的批评家写出来的文章,还有什么客观性可言?中国的批评就现在沦落到这样一个地步。

还有一个,中国当代艺术生态里面缺什么?档案!没有人做档案整理。每个月中国的展览很多很多,艺术家也很多,艺术的各种现象、展览、活动特别多!但是,没有人做这种工作把这些东西给它分类、整理,以备将来的人研究的时候可用。如果这个工作现在不做啊,十年后你再回来想研究这个时候的这种艺术的情况,你就没有资料,找不到资料,还有就算找到的话也是乱。所以,现在就是市场上,就中国现在的情况就是市场过热、学术根基太薄了。现在是,大家都忙着不断摧艺术家交作品。

——学术跟不上现实了。

欧:还有,现在几乎目前中国还没有出现真正的有份量的作品。我指的是,所有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他们的成功都是在于他们身上带有中国的label,没有一个真正地能够超越中国身份的这样一个成功的真正有国际化地位的艺术大师。所有西方人对中国当代艺术的热情都是因为你是中国艺术家,所有的展览都是以中国作为一个焦点。这个说明就说今天的所谓成功,只是可能跟中国的经济增长有关系,跟艺术家本身的创作关系不大。

——今年7月份的北京的《大声展》上,你设计了一个题目;“设计创作概念上的国族身份”,而请了很多国家的设计师讲出他们的感受的时候,其中一个英国的设计师说:“我从来没有在设计的时候考虑过自己的国族身份!”。这个说明这个提问就是很中国。

欧:我设计这个问题,其实是,中国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无法避开。特别是在像这么关键的时候,整个国家国力在上升,重新通过奥运会、世博会来重新寻找一种国家身份认同这样的时候,对中国人来是它是个很大的话题,也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中国现在处于一种对国族身份的强烈的渴望之中。这个阶段终将过去,到了世博会之后,中国不会再谈论自己国家的身份的问题了。当她的大国的地位确定之后,这种身份变成一个固定的东西了,到时候她整个国家会换一种说话的口吻。

——比如呢?

欧:她在对其他国家的思路上发生产生影响力。美国都要听中国的意见啊,比如说缅甸这种事情,她希望中国对缅甸施加影响。

——到时候,美术界的变化跟现在比较,有什么具体不一样?

欧:现在的中国符号就是对西方中心主义来讲是一个他者的符号。到了中国的大国身份确定之后,中国的东西已经变成了一个到处可见的东西,它已经不是他者了,它已经变成了世界格局里边的很重要的部分了。那时候就是真正考验艺术家了,当你已经不能再用中国符号在艺术世界打拼的时候,你靠的就是你的真正的能力了。也就是说,你跟其它国家的艺术家都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用同样的材料、同样的题材。你不能再搞一些毛泽东啊,不能再搞一些龙啊、凤啊这些东西来做自己的作品了。

——但是,比如说王广义的作品里头的毛泽东,王广义就是50年代出生的,所以文革时代受到毛泽东受的影响挺大。问题就是,现在7080后的艺术家都用这个。

欧:没错,这个已经到了恶俗的地步了。跟他的成长、跟他的经历、跟他的经验有什么关系啊!他就是借用这种流行符号来在这个艺术界这个游戏规则里边去找到更多的知名度,挣更多的钱而已。

——现在的土壤怎么可以把一个世博会后在世界抬得起头的艺术家培养出来?

欧:将来中国当代艺术的走向是怎么样,真的是很难说。现在所有在市场上流通的艺术作品,有大部分都很垃圾,没有什么可以传旨后世的伟大的作品!很快破灭。如果早点进入我刚刚说的这样一种正常的渠道的话,可能说不定在将来中国能够出现一些真正能够撼动国际的大师。

——你现在看得出来新一代的发芽吗?

欧:唉,我对他们都不抱这个希望。问题是他们太娱乐了。他做艺术,他唯一的动机就是“我要好玩”。

——但是,中国人的生活一直都很压抑了,现在才能有娱乐,所以大家都热衷于娱乐。

欧:你说的没错,因为过去中国的生活太政治了,太沉重了,所以对这个太沉重的生活的一个反动就是娱乐。但是,娱乐这个东西又太过了,我觉得现在要稍微收一点。

——怎么收?这种东西不可能是政治运动来打垮吧。

欧:我觉得可能是需要一些知识分子、意见领袖的号召力吧。

——现在的知识分子可靠吗?

欧:不可靠么!对,这个也是问题啊!(笑)……不过任何东西呢,就是物极必反么。当大家都觉得这种娱乐太过的时候它会有一种自动的制止,它自然会找一种新的文化替代。

/原文刊载于日本《论座》杂志2007年12月刊

胡戈(网络短篇电影导演)专访

CHINA UPDATE


「因为电影都是公司做的,它只要对公司进行管理就可以。但是,我是个人,它政府没法对我个人管理」

撰文/採訪:

攝影:黄大智(Ricky Wong

坐在面前的这个不爱说话的青年,就是去年激怒了世界著名中国电影导演、并令恶意戏弄、滑稽模仿作品意义上的恶搞这个词大为流行的人物,对此我还难以置信。

胡戈,生于1974年,出身湖北省武汉,住在上海,是自由录音师。在去年广为被报道的陈凯歌导演起诉恶搞作品的新闻中,都这样介绍了他:

令陈导演激怒的胡戈短篇视频《一个馒头引起的血案》(以下简称《馒头血案》),描述了持续亏损的主题公园圆环套圆环娱乐城因未支付工资引发的抗议活动中发生的杀人事件这一异想天开故事的原委。

故事结合了当时正在公映的陈导的新作《无极》,并重新配音,夸张了故事情节,编排得非常有趣。并且插在20分钟片子中的广告栏里放映的影像也是再次利用了《无极》画面制作的运动服、洗头水的广告片,其中充满了胡戈在电影院看了《无极》很失望的强烈的批判和朋友们谈到的他满脑都是搞笑的本事,通过网络瞬间便成为了大家谈论的话题。

但是,构思3年、投资总额3.4亿人民元、云集了来自日本的真田广之、来自国的张东健以及来自香港的张柏芝、谢霆锋等中国年轻人非常喜爱的明星、大量使用计算机特技的大制作却被愚弄的陈导演对此表示愤慨,宣称要以侵犯著作权为名起诉胡戈。

由此一片哗然。

如果胡戈输了,全国的网民为他集资支付赔偿金!我是看了他的作品后才看原作的,这不是很好的宣传吗?自己作为创作者难道不能认可别人的创作吗?别以为有名、是权威就可以妨碍我们的言论自由以前对国家的审查点头哈腰的家伙现在仗着权威自以为是啦”——以年轻人为主体的媒体、网络几乎都清一色地支持胡戈,胡戈就被称为“‘恶搞的鼻祖

相对,拥护陈凯歌的电影界、文学界的大人物以及国家版权管理机构的相关人员都发表意见说;应该维护精英的尊严要区分可以做的和不可以做的不能容许恶意的攻击到了该提高知识产权意识的时候了。此外,有报道称管辖媒体的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以下简称广电总局)正在研究关于网络视频上载的规定,一下子呈现出权威vs老百姓既得权者vs年轻人的事态。

从此至今1年多,恶搞已经完全得到年轻人的认可,成为了娱乐活动之一。就连一直苦于难以获得青年爱好者的传统相声和近几年未出现成功作品的电视剧中也出现了恶搞之风,引起巨大争论,引发年轻人的关注而获得了成功。

对于这些充分享受国外电影和文化的年轻恶搞一代,《馒头血案》毫无疑问地成为了一种象征,宣告他们自己如今已经无法满足于权威给他们恩赐的东西。

〈专访〉


——听说你是Recording Engineer,现在也是吗?

胡戈:现在拍片子。

——那么,可以说那个《一个馒头引起的血案》完全改变了你的工作、命运、环境了?

胡:这个改变是我长期盼望的。《馒头》只是一个时间促使加快我这个环境转换。

——听说那个《馒头》是练习作,以前也是以人家的作品来剪片而制作的?

胡:不是,以前都是拍了一些小猫小狗啊,自己拿了小机器来拍的。《馒头》是我第一次拿别人的电影来剪过。因为《馒头》这个东西做得特别好看,所以朋友推荐给外面的人了。以前做得可能不太好看,朋友看了不太推荐给外行的人。

——但是,《馒头》后第二作的《春运帝国》也是剪贴了很多不同的电影的画面了吧。

胡:对,然后没有了,以后都是自己拍片子。

——是不是被告以后,害怕了又有麻烦?

胡:不是,是因为做得没有意思,自己当导演组织演员来拍,我觉得这个更有意思。自己拍比较自由。你想要什么效果,只要有钱,就可以做到。但是,拿别人电影的话,其实受的限制比较大。

——那么,在中国,很多人把模仿作品叫做恶搞,因为这个这个词给人感觉不好的东西吧。

胡:但是,这个词是从日本传过来的。日本叫“KUSO”,是吧?

——但是恶搞“KUSO”是完全不一样的……

胡:在中国,就是把“KUSO”就叫恶搞。这只是字面上的一些争论,那不是恶意的东西。大多数的人一看恶搞就知道搞笑的东西。

——但是,可能是在网上接触到你的片子的人以外,因为那个《馒头》事件闹得太大了,就在报纸上、广播上,可能没有接触过你的片子的人先看见恶搞这个词,事情好象给一般大众的印象不是很好。

胡:老人家可能不接受,但是年轻人一般都接受。

——那么,那个跟陈凯歌的事情闹大了以后,很多舆论说,你是小人物文化的英雄啊、救星啊什么的。这种称呼对你有什么影响?

胡:没有什么影响。

——人家对你的期待很大啊!

胡:关于期待大,对我有影响。我做片子的时候,更努力一些吧。好的效果就是,我拍片子找赞助商比较容易了。

——他们投资你的片子怎么回收利益?

胡:没有广告。六间房,他们想要我的片子来增加他们的网站的观看率,所以赞助我的片子。我下一个片子有百事公司的赞助,PEPSI COLA

——真的? 那就开始拍商业片?

胡:我不是太愿意拍商业片。他们要求……就说,我不想拍那样的东西,就怎么简单。

——但是,问题就是,你现在不做录音师专门拍片子,那么对你来说,拍片子也要考虑收入吧?

胡:我没太考虑。虽然我拒绝了不少,但是我生活没什么问题。比如说,我拍过几个特别小的,特别小得没人知道,但是通过那几次商业片以后,我生活费没有问题。

——我再想问你有关《馒头》事件的事情。那个事情就是,由陈凯歌生气了,然后你道歉,好像就这样结束了。现在你回头看,他生气在哪里?

胡:他其实生气是,就是因为我批评他,而且我嘲笑他了。他说因为这个就生气了,然后就说我侵权,就是这样的。

——后来……你为什么道歉的?

胡:我是出于礼貌就给他道歉的,就是给他一个台阶下,就是为了让他面子上过得去就给他道歉。我就道歉了一次。

——但是,你那时候有没有考虑过自己的面子的问题?

胡:没有……无关紧要吧。

——这个事情又没有给你带来哎呀,以后我不搞这种事情了的感觉?

胡:我不会搞他的片子。

——(笑)我听说你本来想搞张艺谋的《英雄》。你这么做你批评了陈凯歌、张艺谋这两个中国的大导演。这两位在你的心理占着什么样的地位?

胡:我觉得他们跟我没有关系,我对中国电影基本上没有喜欢过。比如,《MATRIX》的导演,还有《STAR WARS》的,美国的我喜欢。

——张艺谋的《英雄》和陈凯歌的《无极》好像都是,他们为了讨好你们年轻观众,就把很多电脑特技啊、年轻人喜欢的明星啊、爱情故事等刻意地放进去的作品。你们看的怎么样?

胡:我看得很难受的。首先他没有一个好的故事,他的故事不正常。然后,他很多细节也不好,细节特别做作啊什么的。

——那么,你从来都没有看好张艺谋和陈凯歌的电影吗?比如说,陈凯歌来讲,他以前的《霸王别姬》什么的,很多人说不错,很欣赏啊。

胡:看过他以前的片子,我也不喜欢。就是故事不好看。我喜欢看好莱坞的那种,就是科幻片、动作片就这些,但是,中国导演特别喜欢拍悲剧,一个人多么悲惨,然后他遇到了多么悲惨的事情,有多么悲惨的人生,我都不喜欢看这种的东西。但是,中国人这种东西特别多,所以我就不喜欢!我就喜欢看看美国的,美国片子吧,一般都有个很好的结局,好人打败了坏人,伸张了正义……小时候,我看打仗的片子,中国的也有。我能看得就是打仗的片子,全部都是打仗的。中国的片子除了打仗的以外都很难看!

——(笑)但是,打仗片也很多都是悲剧啊!

胡:打仗的,我起码男孩子就喜欢么!

——那么你有没有小时候看了漫画,有影响吗?

胡:有影响。我不看漫画书,就看动画。动画,我还是喜欢看美国的,《米老鼠和唐老鸭》等迪斯尼的动画。

——也看日本的吗?

胡:日本的不看。日本的动画片,故事有点……太离奇了。我喜欢看比较传统一点的故事,像《shurak》,还有《汽车总动员》这些呢,比较容易接受一点吧。日本的动画片很多他的想象力太丰富……我觉得太离奇了,就不喜欢。我自己拍得很多故事是近于现实的一些事情,我没觉得有特别离奇的地方。

——你那个《馒头》事件,后来惊动了广电总局,然后出了限制网络视频的政策了嘛。后来你的制作方面有没有碰到麻烦?

胡:广电总局没有找过我。但是,我心里有点压力。比如,做片子在内容上要特别注意,不能搞到广电总局。你不能表现太丑恶了的东西,特别不能批评政府啊,这样一些东西。

——但是,你的《春运帝国》也有这样的成分么。

胡:那个没有直接政府,那个批评的并不是他们所受不了的。

——但是,你那个跟陈凯歌的事情,很多人看作权威和老百姓的对抗,或者精英和网民的对抗,也有这样的说法。你觉得这个说法是对吗?

胡:不是精英,应该算是个权威吧,是权威和普通人的对抗。

——但是,中国的权威一般都跟政府多多少少的关系,陈凯歌、张艺谋现在就是国家级的大导演。那么你就是碰上了陈凯歌这个大导演,结果是不是广电总局因为陈凯歌的事情闹大了才出动?

胡:这个原因倒是有可能的。广电总局肯定希望保护陈凯歌,他们不希望中国的导演被人批评。

——你那时候惊动了广电总局以后,他们有一些措施,比如说电影公映许可证啊、电影发行许可证啊要推出么,这样的动作对你们拍片子有没有影响? 我听说上载下载片子也广电总局要限制么。

胡:想管,但是到现在还没有管到。它是从技术上没法管到,没法控制。如果广电总局他要电影,可以啊,因为电影都是公司做的,它只要对公司进行管理就可以。但是,我是个人,它政府没法对我个人管理。

——怕不怕将来有影响?

胡:那到时候再说吧。

——现在一般就说,80后的年轻人胡闹得很厉害。你们70后看80后有什么样的看法?

胡:我觉得,好像我是跟他们同年人的,没有什么看法。我跟他们没有太大的代沟。

——那么跟60后之间呢?

胡:哦,跟他们就有代沟了。感觉,思维有点沉不住吧。因为我们没有受过文革的影响,我们比他们好多了。

——但是,你们也经历过六四么。

胡:因为我不在北京,对我影响很少,除了对北京以外的地区的影响不是很大。因为我们在北京以外的地区的人,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那个时候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看着电视上说的。就这么简单。就是看电视上说的,我们看得噢,是这么回事!,就这样。对我们来说,知道怎么回事还是在200几年,最近这几年我才知道这个事。

——但是,你最近怎么知道?

胡:自己查了,是因为别人说的跟我不一样。在网上讨论区,人家说这么这么样,然后我就说不对啊!,然后我觉得为什么人家说的跟我不一样?然后我自己查。

——那些人是?

胡:是北京的很多人他们知道啊。北京人很多人他们自己看到了,是吧?我们没看到,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我觉得70年代跟80年代后没有什么代沟,只是外地和北京之间可能由于一些信息的差别,他们有一些区别。

——你是湖北的?

胡:10岁以前在江西,10岁以后在湖北。大学毕业了以后,也是在湖北的交通台工作了两年。然后到北京来工作半年。

——为什么你选择了交通台工作?因为你的专业都不是广播有关的。

胡:谈不上选择,就是找不到工作,而且我就比较擅长介绍音乐。我不是特别想做,但是我能做的就是这个。所以,我就去考那个电台。

——你就喜欢音乐?听什么音乐的?

胡:Guns & Roses啊、Red Hot Chilli Peppers。中国的不听!那时候从美国运来的洋垃圾里面有很多磁带。其实就是洋垃圾,中国人把它拿出来重新卖,我就买这个。

——所谓打口带 哟,这一点,跟80后肯定不一样的经历啊。我知道,你们打口带一代那时候在店里一张一张地特别小心看,找自己喜欢的音乐。

胡:我比他们还早!我那个时候买打口带,还没粘上,要自己粘!都自己粘了,才能听!

现在的打口,没有打到重要的部分。然后,老板都把它包装好。我们那个时候很早。磁带,我已经没有听好几年了。现在方便了。

——从你们年轻中国人来说,中国大众娱乐缺少什么呢?

胡:缺少什么……

——比如说,你自己拍片子给人家看,或者你常常看美国的片子却不看中国的片子或者中国的其他的娱乐,为什么中国的东西吸引不了你?

胡:……我觉得缺少一个创作环境。像韩国电影,韩国电影以前也是不好看的,但是它自从国家对电影取消很多限制以后呢,它的电影就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所以,我觉得中国的也是有这个问题。

——你觉得那是国家的问题吗?还是中国人的思维的问题呢?

胡:我觉得思维没有太大的问题,主要就是创作的限制太多了。

/原文刊载于日本《论座》杂志2007年11月刊